历史回眸：红二方面军的创建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雄伟壮丽的革命史诗，彪炳千秋。这其中，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过程中，转战湘鄂川黔等省，有力的牵制、调动、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不仅对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还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壮大了自己，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正式创建红二方面军。之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80周年，思考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的特殊贡献，肯定其历史地位，对于吸取历史经验，发扬革命爱国主义精神，把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红二方面军的形成过程

一般而言，方面军作为统帅部下面最高一级的作战建制单位，要在兵员人数、作战能力、政治素养方面达到一定标准，方能真正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红二方面军是在红二、六军团的基础上创建而成。其创建过程，就是红二、六军团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基础上，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形成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战斗力强的战略集团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实事求是，坚持正确主张，敢于抵制“左”倾错误路线，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发端于红六军团的西征。1934年夏，随着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7月23日，中革军委令原在湘赣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进行西征，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1]按照这个战略部署，红六军团的行动步骤是：1、先到达广西东部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2、到湖南新田、祁阳、零陵等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3、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发展，并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争取在湘中建立苏区，为中央红军转移提供落脚点。红六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形成战略协同关系。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0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等人的率领下开始西征。之后的将近3个月，红六军团转战于湘、鄂、桂、黔四省，历尽千难万苦，无数险阻，在湘中无法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继续西进，在湘桂边境遭遇敌人围堵而转战贵州，在贵州石阡的甘溪一带又遭到重重包围，经苦战才得以冲出重围，最终于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的木黄地区与贺龙等人率领的红三军（10月26日，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首要的问题就是两军以后的行动方向。由于先前中革军委的命令是让红六军团在松洮、乾城、凤凰一带建立根据地，但实际上红六军团在遭受重大伤亡后，已经无力执行这一命令。当时红二军团有3900余人，红六军团有3300余人。任弼时与贺龙商议认为合则两利，分则势单力孤，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10月25日向中革军委提出：“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松、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2]

但是，在26日的回电中，中革军委否决了这个意见，认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并严令“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3]由于当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向黔东方向出发，没有及时收到这封电报。28日，在收到电报后，任弼时、贺龙等人再次致电军委，力陈己见，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4]

不过，这个建议再次被军委否定，29日回电重申两军团“绝对不应合并”，“六军团可暂在苏区休息，改编数天后应直向松洮、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的根据地”，“二军团则应背靠乌江钳制白秀之敌，向黔敌积极行动”。但同时，军委又指出，中央红军此时已经向赣南、湖南进军，红二、六军团“应利用此时机求得向湖南大发展”。[5]面对这样自相矛盾的电报，任弼时、贺龙等人当机立断，不去乾城、凤凰地区，集中两军兵力，进军湘西。11月16日，两军在湘西北的永顺一带设伏，成功歼灭湘西军阀陈渠珍部1000余人，俘虏参谋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此役，成为红二、六军团会师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立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任弼时、贺龙等人敢于对中革军委不切实际的指示提出不同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了解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来决定行动方针。而且，在两军团会师以后，双方领导人就充分认识到，集中力量统一行动的重要性。这就如贺龙所言：“六军团需要休息，二军团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6]会师时的六军团，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前后行军共计78天，部队非常疲劳，战斗减员也很严重，由出发时的9000多人，减至3300多人，急需进行休整。二军团则是面对如何肃清夏曦“左”倾错误影响的问题，肃反的扩大化，给二军团带来重大伤害，部队干部奇缺，政治机关及工作制度破坏严重。任弼时在1934年10月2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谈到：“三军只有二百多党员，个别连无支部，连指导员及军政治部最近（才）调整齐和建立，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7]因此，在任弼时、贺龙等人在向中央建议争取两军联合行动的同时，也积极为两军的统一领导、协同作战而努力。

会师之初，任弼时、贺龙等人就认识到统一指挥，集中行动的重要性。10月25日，在给中革军委的汇报中谈到：“两军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二军团。任、萧随二军团，想王、李随十七师。”[8]26日，任弼时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军团长为贺龙，政委任弼时，萧克、王震则继续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职务。同时，为健全及加强红二军团的政治机关，任弼时一方面向中央建议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由贺龙担任分革军委会主席；另一方面为了重建红二军团政治机关，加强党团建设，他又从红六军团选调一批干部前往二军团任职，“决定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已调原五十二团政委方理明任四师政委，袁任远任六师政委，原五十二团政委缪聚群，五一团分开，政委洗恒汉各任团政委。另从六军团调一批同志和四个总支书，设法建立两师政治部，迅速的普遍建立支部。”[9]可见，会师之初，两军团在领导中枢、政治工作方面已经开始融合，开始打造成为一个战斗集团，对敌统一协调作战，对内互助合作，取长补短。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永顺大捷当日，收到中央书记处电报：“为集中与加强对于湘川黔苏区的领导，中央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在军委方面，二六军团均改编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存二、六军团的名义。二军团长由贺龙同志任之，政委由弼时兼，六军团长为肖王，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10]同时，中央书记处还同意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并成立新的省委、省军区，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为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军区政委。

此后，红二、六军团驰骋于湘鄂川黔地区，逐步形成以永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既调动和牵制了敌人，也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了有力配合，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20日，新的中革军委发布《渡江的作战计划》，确定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11]1935年3月，面对强敌压境，红二、六军团向中央请求北渡长江向湖北转移。4月5日，军委复电：“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我们可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12]根据军委意见，红二、六军尽管处境危险，继续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斗争，有力的策应了中央红军渡江北上。这就如任弼时所言：“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它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13]

不仅如此，红二、六军团在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也逐渐壮大了自己，逐步由一支战略协同力量，演变为一支具有坚定政治信仰、服从党的指挥，作战水平高超，具备较为完整战斗序列的战略机动力量。在任弼时等人的努力下，红二军团的党组织得到恢复与发展，“党的基础初步地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去年十一月以前，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现在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党团员增加了四倍。”部队的政治气氛浓厚，不仅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也逐步消除了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取得了龙家寨、大庸、陈家河几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广大的新苏区。”[14]红军战士作战能力的提高，不仅打退敌人的进攻，也逐步稳定与扩展根据地。根据地的存在，则又为部队的军事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时，部队已经扩大到2万余人，已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军之一。

二、红二方面军的正式成立

众所周知，红二方面军的正式创建，是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这一点，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建情况有重要区别。回顾红军的发展历史，从草创时期的各根据地各行其是，到统一红军编制，经历了一个曲折、多变的过程。1930年1月，当时的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编制和番号，将较大的一些红军部队依次编为一至八军。1930年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随即组成红一方面军。其后，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一、三军团会师后，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15]可见，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是为了指挥方便而自行组成的。四方面军的情况与一方面军相似，1931年1月，红四军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之后，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在攻打黄安县城的时候，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红四方面军。这期间，中央也有一些设置方面军的规划，1931年12月4日，在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政治委员的训令中谈到组建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的设想。其中二方面军是在“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军改成独立师。此三部分打通后，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16]不过，由于这时候红四方面军已经成立，组建红二方面军的计划一直搁置。

长征开始以后，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虽然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为了两军的发展与中革军委据理力争，要求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两军协同作战。最后军委虽然同意由贺龙统一指挥，但仍强调两军团直接受军委指挥，可见这时候中央并没有成立二方面军的打算，其心目中的红二、六军团仍旧是承担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协同力量。之后，随着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红二、六军团就成为大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长征先行到达陕北之后，就形成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三足鼎立的格局。这期间，红二、六军团不但克服了两支来自不同根据地红军之间的磨合问题，还有所发展壮大，已经具备了组建方面军的条件。

红二方面军的正式创建，是一个政治考虑，是保证红二、六军团政治上对党忠诚，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进行斗争，争取与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客观需要。1935年9月，张国焘悍然反对党中央北上方针，率部南下后，中央即与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系，张国焘则控制了与红二、六军团的电报联络。1935年11月19日，长期单独苦战的红二、六军团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压力下，被迫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转战湘黔滇地区，争取创建新的根据地。1936年3月29日，任弼时、贺龙等请示红军总部：“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汇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以上望在一、二天内电告。”[17]30日，红军总部回电：“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汇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可不受拘束。”[18]4月28日，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在渡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并不了解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活动。张国焘之所以同意红二、六军团北上，是有自己的小算盘。朱德回忆说：“他（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但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朱德在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中一直据理力争，维护党的团结，他也赞成红二、六军团北上，“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9]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当时张国焘和朱德等人都把红二、六军团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来争取。张国焘的意图是控制红二、六军团，以便继续与中央对抗，朱德、刘伯承等人则是希望团结红二、六军团，维护党的统一，克服分裂阴谋，实现共同北上。

对于红二、六军团的北上，中共中央开始并不赞同。1936年4月1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明确指出：“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20]不过，在红二、六军团北上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中央迅速调整方针，一方面争取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北上，一方面则考虑组建红二方面军问题。5月20日，中央在致电张国焘：“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21]25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22]这两封电报里提到的“二方面军”自然就是指红二、六军团，也反映了当时中央的政治考虑。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双方在建制上显然不对等，也使红二、六军团有被张国焘控制的危险。将红二、六军团升等为二方面军，则使其成为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处于对等地位，有利于对张国焘施加压力，维护党的统一，并推动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对于中央的来电，张国焘显得非常焦虑，这一点在5月30日他给林育英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来：“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发展情况如何，陕北已否改称北方局，此间北进时党和政权应用何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最后，电报中还写了一句：“弼时等快到了，不能不确定，请速明白答复。”[23]显然，随着马上就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张国焘非常关心共产国际的态度以及红二方面军的领导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也使用了“二方面军”这个番号，说明他并不反对成立二方面军。因此，6月3号，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合转发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命令，决定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还宣布：“主力红军与二、六军会合，部队愈大，为适合战争需要，指挥灵活，决定成立方面军。以陕北红军为一方面军，二、六军为二方面军，四、五、九、卅、卅一、卅二六个军为四方面军。”[24]

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其领导人的命令：“决以二军、六军、卅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令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萧）克为付（副）总指挥，关响（向）应为付（副）政委，陈伯军（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25]至此，红二方面军正式创建，这就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三、红二方面军创建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中，从红二、六军团到红二方面军的建军史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在三支红军中，红二方面军的创建时间最晚，但是其创建的历史意义也最为重要。红二方面军的形成，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现实革命环境下，红二、六军团上下齐心，共同努力，通过流血拼搏而凝聚起来的。贺龙就说过，两军会师开始就是“六千多人，六千多个心，可是大家团结得象一个人，是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个别不团结的现象是有的，那是大海中的一个水泡。总之，二、六军团会师团结的很好。”[26]不同于一、四两支方面军的创建，二方面军是在中革军委一度强烈反对两军联合，长期承担中央红军的战略配合，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又面临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的威胁的过程中，经历了重重考验，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壮大。因此，长征途中红二方面军的正式创建，并不是一般部队的升级，而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人民军队的创建，粉碎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维护党的领导与团结，推动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促进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