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方法，是一切科学体系的灵魂；方法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如果说方法就是工具，是主体必须掌握并加以运用的某些手段，那么，这种工具或手段在科学研究中的先初体现便是逻辑思路的大体形成。方法不全都可以冠以“科学”或“正确”的美称，思路也不全都能笔直平坦地通向科学的殿堂。因而，方法和思路总有优劣之分和正误之别。良适的方法和思路能使科学探索事半功倍，而拙劣的方法和怪异的思路则每每阻难才智的发挥、扼杀真理的幼芽。为了使刚刚兴起的延安精神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必须首先解决相关的方法论问题。本文从方法与思路的结合上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形成了如下不成熟见解。

（一）坚持科学性，对延安精神进行研究。

一门学科的产生是否必要，关键取决其他能否满足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历史责成我们研究延安精神，现实呼吁我们研究延安精神，作为专门学科的“延安精神学”应该说已经到它问世的时候了。既然如此，我们的研究首先就应该明确“延安精神学”确定的研究对象。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延安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继承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优良品质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足以克敌制胜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方面，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密切相关，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人民变革社会、征服自然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连，并以之作为物质显体。这两方面水乳交融，相互渗透，突出地表现了延安精神潜在的科学性和明朗的实践性的伟大品格。所谓科学性，既延安精神所蕴含的规律性和真理性；所谓实践性，既延安精神所表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科学性保证实践性，实践性体现科学性。因此。“延安精神学”当以研究延安精神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现实作用为对象。

研究对象的这般规定，决定了“延安精神学”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一门反思的科学，又是一门应用的科学。“反思”是主体对延安精神这个特殊客体的形成与演变、本质与现象、内容和形式的再认识；“应用”是对延安精神现实作用的发挥方式和途径的可行性研究。反思着眼于历史，应用面对着现实，历史的反思是为了现实的应用，现实的应用必须从历史的反思中吸取营养，这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表明。“延安精神学”的研究任务应该是明晰其内涵和外延；揭示其恢复和发扬的方法和途径。如此艰巨的研究任务，绝非某一学科领域可以胜任，而需要调动历史学、党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力量协同作战、综合研究。唯其对延安精神进行专科研究，才能排除朴素感情的困扰，冲开表面现象薄雾，避免枝节小事的纷争，从感性的徘徊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从实用主义的时褒时贬转变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论，使延安精神研究更科学、更系统。

（二）运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把延安精神当作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来研究。

延安精神，就其意识状态而言，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这种社会心理，不但以其阶级心理的面目集中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阶级情感和共产主义信念，表现了中国劳苦大众朝气蓬勃、乐观进取、相信未来和富于革命的精神风貌，积淀着无产阶级的各种革命素质，而且以其特有稳定性、强烈性和持久性的效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发挥着重大作用。尽管这种社会心理的初始显现还带有某些不系统性、不确定性和自发性的倾向，而且自身交织着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两种成份，不如社会意识形式那样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但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附着其上的这个阶级的社会心理也不断强化，并与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秀部分相融汇，最终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心理。

以阶级的社会心理为性状的延安精神，具有社会意识的一般特征。从其产生上看，它对于延安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从其实际作用上看，它无论对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还是对于巩固政权的政治经济建设都有着能动的反作用。

这种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延安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具有不完全同步性。该时期的社会物质基础十分薄弱，而延安精神却达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二是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延安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战争年代的延安，经济状况是惊人的落后，但是恰恰就是在这贫瘠的黄土地上，培育出与马列主义理论血肉相连的精神财富。三是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吸取了中华民族世代流传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自食其力、乐观豁达和酷爱自由等优良品质，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延安精神没有背离中国民族精神健康发展的大道，而是以其为基线，并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使之充实、提高、升华、发展。作为社会心理的延安精神，它对延安时期的社会存在的独立性是相对的，绝不可绝对化，否则，就会走向唯意志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歧途。因此，我们的研究决不可脱离延安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

延安精神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之所以是能动的，乃是因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延安精神的物质承担者-——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能够自觉地把科学理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对延安精神的反作用，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反作用的质，取决于它为之服务的经济结构的性质，取决于掌握这种精神力量的阶级的性质，还取决于作为其思想基础的理论体系的性质。作为一种服务于解放生产力的经济结构的实践力量，作为一种为先进的、进步的阶级所掌握的革命力量，作为一种以马列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精神力量，它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反作用的性质，只能是促进，而绝不会是促退；只是加速，而绝不会是延缓；只能是积极的，而绝不会是消极的。

延安精神反作用的量，主要取决于它实际掌握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掌握的群众越多，反作用也就越大。延安精神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列主义以其自身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特点而最广泛地掌握着群众，因此，与其密切相关的延安精神也便最大限度地被群众所发挥。延安精神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最深、范围最大、时间最长。尽管如此，延安精神的反作用也不能离开客观的物质基础，它的反作用也是其相对独立性的表现。

（三）坚持客观性原则，把延安精神当作时代精神来研究。

延安精神是一种“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即总要通过一系列的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来展现其自身。延安时代，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革命是该时代的主流，革命的延安精神也便是该时代的时代精神。由于延安精神形成于延安时期，而延安时期又是中国革命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因而，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延安革命运动，在其革命的黄金时代所形成的延安精神，恰是以中国的民族形式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对这种民族化的时代精神的研究，决不能离开形成它的历史条件，决不能离开该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即是说，延安精神研究，必须坚持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的原则，即客观性原则。

坚持客观性原则，就必须深入探讨延安精神的具体的历史的表现形式，并通过对这些形式的剖析，明确其形式上的历史表面性，揭示其历史本质和普遍意义。例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虽不可加以固守，但它所体现的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再例如延安时期的军事生产主义生活所实行的物质分配上的大体平均，尽管有其历史特殊性，但它所体现的不谋私利、先人后己、官兵一致、互相关心和平等待人的道德风尚却永远值得发扬光大。如此等等，都需进行历史地分析和研究，即不能人为地拔高，又不能随意地贬低。

把延安精神当作一种时代精神来研究，还不能脱离延安时期的具体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延安时期是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的时期，该时期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伦理道德、党建学说、文学艺术等都从不同角度体现或表现着作为时代精神的延安精神，只有对这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具体形式和具体深化过程进行周详地微观分析研究，才有助于全面地把握延安精神的时代本质。

（四）运用系统分析法，把延安精神作为一个动态运行的开放系统来研究。

延安精神具有系统特性，它是由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确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作为系统的延安精神，它是由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民主精神，献身精神，团结战斗精神，遵纪守法精神，文艺变革精神，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精神，吃苦耐劳，勇于牺牲的精神等分支系统组构而成的，而延安精神本身又归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大系统。

作为系统的延安精神，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型的动态运行的，它总是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断地完善其自身。其具体机制是，革命任务和奋斗目标的转变，往往最先引起延安精神表层表现形式的变新。表层表现形式（即历史的特殊形式和现代的新颖形式）是昭示延安精神动态运行的指示器。尽管这种动态演变的起点（新的革命任务）和归宿（致力目标）等“软件”部分具有灵活的可变性，但该系统的核心、本质等深层要素的“硬核”部分却仍然保持其相对稳定的本质。这一方面说明了延安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它将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延安精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

把延安精神当作开放系统来研究，有助于全方位地把握延安精神的内容系列，有助于深刻理解其辩证发展的特性，一句话，有助于克服片面性，获得全面性。

（五）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把延安精神当作中国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来研究。

马列主义认为，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东西的基础，逻辑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所派生的。作为阶级心理状态的延安精神，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革命斗争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主观反映，是以逻辑的方法在主体意识中再现并改造了生动的行为方式，因而，延安精神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运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原则，把延安精神作为中国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来考察，就应该以逻辑的方法寻找某种历史连续性。只要我们追溯一下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不难发现延安精神的历史雏形。朴实无华的求实精神，刻苦耐劳的自强精神，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精神，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精神，襟怀豁达的乐观精神，就是我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然而，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东西的基础，在中国历史还未掀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闹革命、求解放、争自由的崭新篇章时期的时候，这种传统的中国精神因其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以进步的革命的阶级为主体，也只能逻辑地表现出它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即朴素性、自发性和零散性，因而，其凝聚力和感召力便相应地受到削弱；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风貌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之后，这种中国民族精神才可能逻辑地得以升迁，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催生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不但如此，即使是延安精神本身也是一个逻辑地演变过程，“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便是延安精神交响乐的前奏曲，雷锋精神，铁人精神，拼搏精神，攻关精神，改革创新的精神，便是延安精神的后续篇章。由此看来，我们的研究决不能轻率地割断作为中国精神之最高表现形式的延安精神与传统民族精神各种具体形式之间内在的联系，也不能把延安精神看成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东西，否则，就会把它变得神秘而不可理解。

（六）进行比较分析，把延安精神当作一种光荣革命传统来研究。

恩格斯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传统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经常起着“羁绊”历史车轮前进的消极作用。如果说这一论断是科学的，那么，就必须同时指出，这里所讲的传统，应该而且只能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历史上形成并蔓延的剥削阶级的传统和在小农经济土壤里滋生的种种传统。即便是所谓“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的论断，并本意也应该是指此种势力相当顽强，而并非特指它起着坏作用。不可否认，“传统习惯势力”作为旧时代的遗留，在许多情况下是必须加以破除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但是，并非所有的传统都属此类。在传统面前“一刀切”地处置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客观地讲，传统是一个复杂的色彩斑斓的集合体，它有着优质、劣质与中性的分野。在传统面前，谈虎色变没有必要，应该加以具体分析。判别传统优劣的根本标准，只能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作为优秀传统应该是一种催人向上的发奋力量，延安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光荣的、优秀的革命传统。作为解放区文化之精华的延安革命传统，决不可与剥削阶级凭靠强权而极力扩散和维系的种种劣质传统同日而语，相提并论。首先，二者的阶级属性不同：前者是革命的进步的无产阶级的传统，后者则主要是反动派的没落的阶级的传统；其次，理论基础不同：前者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后者则是以反动派的服务于专政政权的思想观念为其理论前提；再次，服务对象不同：前者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后者则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秩序；另外，历史作用不同：前者促进历史发展，其作用是积极的，而后者拉历史车轮倒转，其作用是消极的。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把性质不同的传统区别开来，才能纠正那些对延安革命传统的种种歪曲、贬斥的错误观点，从而还延安精神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继承和发扬。

（七）从伦理学角度把延安精神当作道德观念来研究，很有必要。

延安精神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色彩十分浓厚，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十分丰富，从伦理学角度把延安精神当作一个道德范畴对其进行思维的抽象很有必要。作为道德观念的延安精神，所包含的道德原则可以概括为：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集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具体规范十分丰富，主要之点有：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大公无私，勇于献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人后己，宽人严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平等待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官兵一致，上下一致，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些从幸福观、苦乐观、荣辱观和公私观等方面所体现的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不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抹煞的积极作用，而且为人类伦理道德思想宝库增添了新鲜血液。

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延安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时期，要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可以从延安精神的道德内容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鼓励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大力提倡奋力开拓、公开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坚决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所有这些，都与延安精神所体现的道德观念有直接联系。延安精神无愧作为万世师表，无愧作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楷模，不论是道德建设的普遍性要求，还是先进性要求，不论是社会公德建设，还是职业道德建设，不论是党风的好转，还是社会风气的净化，都离不开延安精神的道德内容。发扬延安精神，特别是发扬延安时期的道德精神，无疑会对我们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八）坚持实践性原则，把发扬延安精神作为一个现实应用课题来研究。

发扬延安精神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四有”新人的需要，是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需要。因此，我们的延安精神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当前的中国社会实际。具体而言，一是要研究延安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的关系，确定艰苦创业的现实指向；二是要研究延安精神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积极鼓励开拓创新的精神；三是要研究延安精神与党风建设的关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四是要研究延安精神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五是要研究延安精神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六是要研究延安精神与当代青年的关系，教育当代青年沿着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七是要分析批判对延安精神的种种曲解和贬斥，还延安精神本来面目；八是要探索延安精神的承续机制，攻克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实践难题。只有通过对这一系列应用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为延安精神的恢复和发扬提供尚好的理论指导，从而树立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发扬拼搏、攻坚、开拓和创新的精神，使延安精神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再显神威。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研究应该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