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和平建国，坚决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用主动撤离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

1.重庆谈判与争取和平建国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将如何发展？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3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8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的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包括第二天就要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赓等都参加了会议，共50人左右。毛泽东首先发言，第一句话就说：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他在全面分析抗战结束后的形势时，提出了“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的尖锐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的摊子没有摆好，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但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斗争道路，毛泽东说：七大讲的是长期迂回曲折，现在就要实行了。从局势来看，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其中一种形式可能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他同志发言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赞同我党必须实行力争和平民主方针。关于毛泽东是否必须亲赴重庆谈判的问题，大家意见不同。多数同志出于安全考虑，认为毛泽东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毛泽东最后总结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出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请，我就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姿态比较好”会议把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大事基本上决定下来，并对毛泽东赴重庆后由刘少奇代理其职务等重大人事变动作了安排。就在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第二天，毛泽东回电表示准备随时赴渝，商讨和平建国大计。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阐明了我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六项紧急措施。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26日，向中央高级干部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与和平局面。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对策是：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在途中，随行人员问毛泽东：“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当年的随行人员胡乔木解释这个“不了之局”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达成协议，照协定办就停战，就和平；不要和平，要打，我也奉陪到底。”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达成协议，历时43天。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磋商，共进行了12轮会谈。由于双方所持立场距离很大，谈判时断时续，形势非常复杂微妙，斗争格外艰辛。最后，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努力和斗争下，双方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会谈纪要》内容共12条。主要是：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党派平等合法；“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上而下的普选”。军队改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则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作为双方斗争焦点的解放区和军队问题被搁置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它使蒋介石想一次解决共产党问题，特别是想取消解放区，实现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意图完全破产了。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昭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最大诚意，为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提供了一次可贵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谈判，我们党不仅保卫了八年抗战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重庆谈判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共关系并没有因此缓和下来。国民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抢占战略要地，并不断地进攻解放区，双方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谈判也很快陷入僵局。我党坚决执行早在9月19日就已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大约到11月双方在军事上形成僵持状态。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而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38名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会议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因而，它有利于和平建国，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准备严格履行政协协议的，准备在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经过长期奋斗，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然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中共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名单：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何思敬为宪草审议委员；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解放区的裁减兵员问题做出了安排。正如毛泽东2月9日接见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的那样，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2.坚决进行自卫战争的伟大决策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履行政协协议，转变革命斗争形式，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建国之时，中国大地出现的和平之光却转瞬即逝。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五项决议，公然推翻了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军事形势也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国内局势全面恶化。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 

        国内局势的恶化与国际紧张局势的出现紧密结合在一起。2月9日和3月5日，斯大林、丘吉尔先后发表了后来被看作是东西方“冷战”宣言的演说，更严重的是美苏两国军队在亚洲和欧洲一些地区先后出现了直接对峙、甚至剑拔弩张的局面。一时间，“美苏必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寄希望于美苏战争，幻想从中渔利。中国的进步力量和我们党内一些同志也忧心忡忡，因为美苏打起来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则认为，中国如果打内战，苏美可能卷入，中国将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中共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在敌我力量是“飞机加大炮”对“小米加步枪”的悬殊情况下，我们党能否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趋向，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就成为必须首先回答的重大问题。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当然，决裂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1946年4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短文，明确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美苏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我们要不要同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他指出：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的危险；美苏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同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的斗争。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强调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是，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在整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正是基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对敌人在战略上的藐视，对人民力量的高度信任，对革命正义战争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在形势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坚决进行自卫战争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 

        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共产党高举“自卫战争”的旗帜，确定了用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这个方针表明，这场战争是国民党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被迫应战，其目的仍然是制止战争，争取和平。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打后我军部署的指示》，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共中央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在军事方面，强调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要“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在经济方面，强调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在上述正确方针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后不久，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在淮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的战场也都传来了捷报。这些胜利，顿挫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取得了主要在内线歼敌的初步经验。在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的4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城市153座，我军收复城市48座，并歼敌30万人。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对这样一个军事形势，蒋介石认为，现代作战无城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而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10月1日，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他认为，人民解放军夺取战略上的主动，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全面内战爆发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不仅把战火越烧越大，并且在7月3日单方面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接着提出了要求中国共产党屈膝投降的五项条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坚决拒绝。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实际上宣布他们的“调解”工作已经失败。9月30日，中共代表团致函蒋介石，严正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以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占领张家口，蒋介石随即于当天下午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这表明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一年多的和平谈判，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 

        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这“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电报中，党中央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并把它同蒋介石“自取灭亡”和“建立民主的中国”联系在一起。11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指出：为了实现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方针，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毛泽东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我们的方针只能是打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他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达到两党力量平衡。达到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由“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3.转战陕北和迎接“解放全中国”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彭德怀报告军事形势，周恩来报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的越快”。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但党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党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2月1日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延安的形势就越来越紧张。蒋介石决心要把战火烧向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仗是非打不可了。但是，这个仗怎么打？延安还要不要？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延安要保，延安不能丢。道理很简单：延安是红都，是圣地，是党中央、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让胡宗南给占了，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说，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一定要撤退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应该说，这种感情和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事实上，毛泽东也一方面力争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放弃延安。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奉命加紧准备攻打延安时，延安即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毛泽东曾连电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3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西渡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1947年初，延安的形势又一次告急。毛泽东布置了外线配合内线作战保卫延安的方案。3月6日，他电令陈赓率5个旅南渡黄河攻占陇海线上的潼洛段，以调动和打击胡宗南的部队。3月8日，电令王震率两个旅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参加保卫延安之战。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电令正式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6个野战旅共2.6万人。并要求边区部队必须“再抗击十天至两个星期，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的企图。”电令称，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灭敌人之后，即可集中5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也在布置着放弃延安的工作。3月12日凌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先行抵达瓦窑堡。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由预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毛泽东也开始向军队指挥员和周围的一些人讲述放弃延安的道理：延安不是战略要地，也不是经济中心，蒋介石占领延安，因为可以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完蛋了”，但是全国人民也就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祸国殃民，不得人心；延安既然是一座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蒋介石背上了这个包袱，他就输掉了一切；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胡宗南的兵挤在延安城下，不好吃掉，让他的五个指头伸开来，每月吃他一个团，延安还是我们的。算清了这笔账，毛泽东自信地说：“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他还执意要与中央一块行动的斯特朗相约：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许是在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3月13日，胡宗南军队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都以延安为目标发起了攻击。我军在富县、临镇一线顽强阻击，边区自卫战争全面展开。18日，胡宗南军队跌跌撞撞地爬到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刚刚从山西赶来的王震，嘱咐彭德怀把房子打扫干净，家具不要破坏，入暮时分才离开王家坪，乘车东驶，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帅旗插在哪里？的确是各方面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得意地说：中共的首脑部只能随处流窜，任何人都不能和它发生联系，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次报道中共中央的行踪，有晋西北、豫北，甚至东北佳木斯市的“立德祥街福天百货店院内”等。其实，毛泽东早就下定了决心，如果延安实在守不住，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3月18日夜，他与同车的王震分手时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3月25日，毛泽东与先期到达子长县王家坪的中央领导会合后，很快做出了中央坚持留在陕北的决定。27日，毛泽东连发数电，告知彭德怀、贺龙等人：“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然而，陕北战争的险恶形势不允许5位书记都留下来，谁留，谁走？毛泽东强调，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理应留下来，而其他人则更多地担心他的安危。会议从子长县王家坪一直开到清涧县的枣林沟，在30日最终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河东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党中央向各战略区发出通知，宣布了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并号召“必须用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中共中央能否实现坚持陕北的战略意图，关键是能不能粉碎敌人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在撤离延安后45天内，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蘑菇战术”，于3月25日、4月14日和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歼灭胡宗南部1.4万人，基本上稳定了陕北战局，为中共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这时，党中央在王家湾的两孔土窑洞里酝酿着一个新的战略部署。经过与前线指挥员几次磋商后，5月4日，毛泽东连电前方：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刘邓十万大军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往来机动，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陈谢主力(四个旅)随时准备西渡黄河，配合彭习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遵照这一计划，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地区一举围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万余人。5月21日，西北野战兵团由安塞地区挥师西进，鞭抽二马。6月30日午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开始了。 

       党中央在王家湾住了难得安稳的56天后，受到胡宗南军的偷袭，几经辗转，于6月16日住进了距王家湾并不远的小河村，直到8月1日离开。其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毛泽东在分析战争形势时，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5年时间来解决（从1946年7月算起）。会议前后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陈谢纵队的进军方向由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第二，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作休息后，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第三，西北野战军改南下关中为独立坚持内线作战，牵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小河会议后，在党中央继续转战北上的途中，毛泽东对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方向逐步明确：该部一分为二，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指挥，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实施战略展开；内线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指挥，担任牵制山东国民党军之任务。至此，一个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就在陕北老乡家的窑洞里形成了。后来，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按照中央的部署，8月中旬，刘邓大军突然甩开鏖战正酣的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彭德怀擂鼓榆林，拽着胡宗南往北跑，在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主力，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局。8月下旬，陈谢大军强渡黄河，突然出现在陇海线上，东逼洛阳，西叩潼关，接着依托伏牛山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谭震林、许世友展开胶东保卫战，粉碎了敌人的“九月攻势”，随即转入了内线反攻。9月下旬，陈粟大军分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党中央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全部变成了现实。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佳县神泉堡发表宣言，第一次以宣言形式着重地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1月22日，党中央移住米脂县杨家沟，居住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其间，最要紧的事是安排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全面部署党中央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会议从12月7日开始，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3个小组，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讨论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围绕着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从军事、土改、整党、经济、统一战线各个方面阐述了党的政策。25日至28日，举行正式会议。毛泽东仍让大家提意见，他当场回答，非常热烈。由于酝酿充分，大家思想一致，顺利地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十二月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党中央集中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注意纠正党内的错误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向。在1948年上半年，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完全有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讲了一句至理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问题的解决，保证了党在城市和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为夺取全国胜利做了重要的准备。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4月22日，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一年前，撤离延安，党中央坚持留在陕北；一年后，延安收复，党中央离开了陕北。这预示着中国革命走出了山沟，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