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炎培《延安归来》有感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黄炎培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我读中小学阶段，就知道他的大名。他是一位令人景仰的人物，他提倡兴办职业教育，关心社会就业，发表过很多文章和演说，我常从报刊上读到过。他与办《生活周刊》的邹韬奋先生是很要好的朋友。韬奋的书，我也穷搜博览，读过很多。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出生于川沙(今属上海市)，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议会议员等职。1915年赴美考察，回国后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抗战期间他与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同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参与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7月1日至5日，为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商谈，促成团结，造出和谐的空气，他与褚辅成、冷僪、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五人，离重庆飞延安，往返五天。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林祖涵、吴玉章、周恩来等接见和热烈欢迎。

      延安归来后，他发表了《延安归来答客问》、《延安五日记》等重要文章，同年7月编印成《延安归来》一书，由国讯书店出版。我读这本书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一段精辟的对话。当访问既毕，毛泽东问他感想怎样？黄炎培作了如下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勿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买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也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笔者体会到：黄炎培先生语重心长提出这周期率支配问题，是观今鉴古，综览中外古今无数王朝、世家的兴衰得出来的规律，通过访问延安，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如何“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真是大彻大悟很有见地的。对毛泽东的回答黄先生听了也是很赞赏的。黄先生想：“毛泽东的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然而，民主二字要真正地实现，也往往不是那么不容易的。有的领导人要接受与自己相抵触的意见，甚至听不进耳。黄炎培先生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一个党魁，他遇事敢于直言，据说在大跃进年代，他向毛主席进谏，有几次就争得面红耳赤呢！

       黄炎培先生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要职。1965年12月21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

       哲人往矣！黄先生离开我们四十年了！我们重温黄先生的问题和毛泽东当年的对答，将会得到更加深刻的体会。作为民主党派及其成员来说，搞好参政议政，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向执政党和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实是应尽的义务和天职。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每一个公民都能关心国家大事，而执政者又能虚心听政于民，充分发扬民主，接受舆论监督，不断改善政府机关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国家和民族兴衰，团结御侮，朝乾夕惕，兢兢业业，也就可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呵！

     《从延安归来》是黄炎培先生一本书的名字，现在借用其名，是想说一说当年那些从延安回来的知识分子。顾潮在《顾颉刚年谱》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顾颉刚从上海来北京，当时科学院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是尹达。尹达本来是在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一段的学者，但他后来到了延安。顾颉刚在他的日记中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尹达也是一个学者，他对顾颉刚的这种态度是不是从延安归来后才有的？顾颉刚无论从年龄还是学术辈份上说，都是尹达的前辈，他这样对待顾先生，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农业大学的的第一把手是乐天宇，他曾是延安农学会的第一届主任委员。那时中国生物学界的前辈、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的主任张景钺先生曾书面要求参加“米丘林学会”，乐天宇就是不批准，甚至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难听的话来。（见笑蜀《新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今日名流》1998年11、12期）这些从延安归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变得这样偏狭呢？

       西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喜欢把从解放区来的读书人称为延安知识分子，以区别于其它类型的知识分子。十年前我曾在《读书》杂志上读过苏炜先生一篇文章，印象很深，他说他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沙龙，有一次的主题就是讨论延安知识分子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异同。我后来想到做西南联大的研究，就是从苏炜先生那篇文章受到启发的，非常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能够见到苏炜先生提到的那篇文章。但我觉得延安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说法。它主要指那些“革命知识分子”，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宗的延安知识分子，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那些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另一类就是投奔革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那个时候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思想左倾，向往革命是那个时代的主潮，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延河水，宝塔山，白洋肚手巾红腰带，一头扑进亲娘怀。应该说，延安自己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成为革命圣地的时候，那里还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没有文化的地方，也就谈不上有知识分子了。可以这样说，延安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延安培养的，而是由延安改造的，是变化了的知识分子。延安是个苦地方，投奔它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他们多数是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去了延安的，延安那时是很有吸引力的。
 
       到了延安以后，有的人成了真正的延安知识分子，但也有不少人，虽然到了延安，但却始终成不了延安知识分子。比如王实味，他是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这三个人是极有性格的。都说延安是平等的革命大家庭，王实味就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都说这里是艰苦奋斗的大熔炉，王实味就说：“舞回金莲步，歌转玉堂春”。所有的人都以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荣，只有高长虹收到了请柬而不去。

       王实味因为一篇杂文掉了脑袋，高长虹、萧军最后也都离开了。这些人都是去过延安的，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是延安知识分子。丁玲和艾青也是去过延安的知识分子，斗争王实味的时候，他们也是出过力的。他们在延安也有不适应的时候，丁玲写过《三八节有感》，很让延安不高兴了一阵。但丁玲最终还是和延安妥协了，她可以算是一个延安知识分子。

       最能代表延安知识分子性格的，大概要算是文革前的周扬了。延安知识分子是这个时代的主干，现在我们可以问一句：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还是延安知识分子？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