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及其经验教训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壮举。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及红25军先后脱离各自所在苏维埃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历经艰难险阻，辗转十余省份，各部主力最终在甘肃会宁地区实现胜利会师。在参加长征的红军各主力部队中，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最久、磨难最多，牺牲之巨仅次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同时，由于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破坏分裂党和红军、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致使红四方面军走入一条更加艰苦、漫长和曲折的道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和损失。但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长期英勇奋斗的历史功绩不应由于张国焘的个人错误而被掩盖。值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对红四方面军长征贡献和曲折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具有十分重大现实意义。

一、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

（一）缔造川陕苏区，为中国革命重心由南向北提供了战略支点和纽带。

1932年10月，由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红四方面军4个师（即10、11、12和73师）脱离鄂豫皖苏区，经鄂豫西入陕后，越秦岭、涉汉水、翻大巴山，于1932年底抵达川陕边界地区，开始以南江、通江、巴中等地为依托创建新根据地。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刘湘组织新的“围剿”尚未就绪之际，迅速发起仪南、营渠、宣汉三次战役，攻占了仪陇、达县、宣汉、营山、万源5座县城。川陕苏区面积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控制县城8座，人口近600万，建立有24个县（市）级苏维埃政权。红军规模也由入川时的4个师1.4万人，发展到5个军15个师8万余人。川陕苏区发展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4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川陕苏区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廿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1]

川陕区苏的开辟，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向西北延伸和中共中央通过万里长征将中国革命重心由南向北转移，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赣、闽、湘、鄂、浙、皖等长江中下游等南方省份，由于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腹地，所有根据地和游击区无不处于敌人包围和封锁隔离状态，便于敌人组织和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围剿，致使革命力量和苏维埃政权日益损耗。向北方地区发展、接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解决中国革命的战略靠背问题长期以来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需。早在1930年红四方面军尚未到达川陕苏区时，“斯大林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发展的建议”[2]，希望通过四川，连接西北，靠近苏联，直接取得各种援助。在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前夕，共产国际还曾来电指示，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快、全国抗日救亡声浪日趋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推动革命重心北移，也成为贯彻党的抗日方针，领导全国人民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实际行动和现实需要。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也不可能在长征出发前夕就做出这样明确的战略决策，长途行军二万五千余里、辗转大半个中国在陕北立足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军事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得红军生存和立足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央红军长征最初目的只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鄂西边界等地立足并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自身实力受到严重损耗和削弱，就连这一最初目标也已经无望实现，直到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正确指挥下，避开敌人的重兵围堵进入川黔地区后，继续渡江北上的可能性才终于出现。因此，中国革命大本营落脚北方，是红军长征过程逐步形成并且最终实现的。

川陕苏区锻造了一支英勇善战的、有实力策应其他红军的强大武装力量。在历次开辟和保卫苏区斗争中，红四方面军予以四川军阀刘存厚、田颂尧、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部予以沉重打击，长征前夕，四川各部军阀实力已相对削弱。长征开始后，红四方面军又为陷入困境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和后来的红二、六军团提供了强大配合和接应。红四方面军脱离川陕苏区长征后开辟和控制的岷江以西广大川西北地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进入甘肃继续北上的重要战略通道和活动区域。如果没有川陕苏区在长江上游北方地区的存在，如果没有8万多主要来自秦巴山区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和掩护，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长征通过这些地区所面临的困难将是难以想象的。

（二）从强渡嘉陵江到包座战役——对中央红军长征的配合、接应和援助。

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对川军反“六路围攻”战争的胜利。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虽取得空前大捷，但川陕苏区也因此元气大伤。张国焘自己也承认，“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3]。苏区民穷财尽的严峻形势和中央红军向西行动的情报资料，使得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开始研究和酝酿下一步行动计划。1934年11月，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着重提出，要对中央红军西征的行动予以积极配合，并利用红四方面军出色的对敌电讯侦查技术优势，源源不断的向中央红军及时通报敌情，为中央红军的行动起到了重要耳目作用。

1934年12月19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4]这是中央首次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电文。1935年1月22日，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战略行动方针再次做出明确指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5]。接电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广元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打造船只解决渡江技术问题；同时收缩东线部队，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移，为渡江创造条件。随后，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意图在川甘边开辟根据地，但因缺乏重武器，敌人凭坚固守，广元、昭化均末能攻破。3月29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歼灭川敌近万人，攻占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四座县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约四百华里的沿江区域，打乱了敌川陕“会剿”红军的计划，威胁着四川军阀统治中心成都。这不仅为向甘南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为红一方面军五月初强渡金沙江，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客观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成功渡过了金沙江，沿川康边经会理、冕宁一线继续北进。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川陕苏区完全撤出开始长征，主力集结于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五月中旬，为摆脱各路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压迫逼近的不利境地和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撒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继续西进，随后占领岷江流域的茂县、理番、松潘等广大地区。至此，红军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地理空间上已呈相互接近态势，会师已仅仅是时间问题。为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会议，决定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88师及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流域，扫清顽敌，迎接中央红军。并发动各部队做好物资筹备和思想动员，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准确判定中央红军即将翻越夹金山。6月7日，李先念派25师先头部队占领懋功东南27公里处夹金山脚下的达维镇。13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相遇，两大红军主力终于实现会师。

懋功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之1、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之4军、30军组成，由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率领。八月下旬，敌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令其49师伍诚仁部向包座增援，企图会同原包座驻防的独立旅第2团，沿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住红军北上进入甘南的通道。右路军到达班佑等地后，为开辟前进道路，决定夺取上包座，歼灭当面之敌。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三军团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的具体情况，建议由四方面军的30军、四军担负包座战斗的主攻任务。29日，包座战役打响。红30军和4军10师广大指战员，忍着饥饿和疲劳，猛烈向敌发起突击，前赴后继、英勇冲锋，上包座遂告占领。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7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和牛羊。上包座战斗，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越过草地时部队有很大减员，但是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实现中央北上的方针，不顾一切困难和疲劳，英勇顽强地投入战斗，取得了全歼胡宗南主力一个整师的重大战果，粉碎了敌人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恶毒计划，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方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包座战役后，红军北上的门户已经打开。但由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和一贯对中央北上方针的不满，左路军在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以嘎曲河水涨为由，公然拒绝继续北上，并以红军总政委名义电令右路军红4军、红30军执行南下命令。中共中央和1、3军团不得不单独北上，于是出现了两军暂短会师后又突然分道扬镳的紧张一幕。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从这时走上了一条大大的弯路。

（三）“南下”时期的军事活动在客观上配合和掩护了红二、六军团胜利抵达甘孜。

张国焘裹挟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5、9军团沿着原来北进路线，再经草地南返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开会另立中央，张国焘自任中共中央主席，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张国焘的危害性错误行径至此发挥到了极致。7日，红四方面军发起“绥崇丹懋战役”，历时12天，击溃敌杨森、刘文辉等部6个旅，俘获人枪3000多，占领懋功、丹巴、绥靖、崇化、抚边等地。24日，红四方面军乘敌仓促部署、立足未稳之际，又以迅雷之势翻越夹金山、发起天芦名雅战役，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俘获人枪5000以上。此举打乱了蒋介石在成都精心布置的“会剿”红军计划，迫使原定围剿红二、六军团的中央军薛岳部4个军西调回援。这对当时尚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来说，无疑起到重要的军事配合作用。

由于红四方面军继续向雅安发动攻击，对整个成都平原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命令刘湘集结19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四方面军发起疯狂反扑。敌我双方在雅安、名山间的重要隘口百丈关展开了一场持续7昼夜的惨烈血战。此战，虽歼敌15000余人，但红军自身伤亡也近万人，被迫于11月底撤至天全、芦山、宝兴三县休整并准备过冬。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强敌围攻、补给困难情况下又被迫撤出天芦地区，冒着酷冬严寒经懋功向西康转移，先后占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泰宁等城镇，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抵泰宁、北接草地的广大地区。由于这里地处藏区，人口稀少、物产贫乏，兵员、被服、粮食补给十分困难，从创建新根据地和红军长远发展看，这里显然绝非理想之地。但这一地区却为红四方面军接应红二、六军团会师提供了便利。

1936年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分两路沿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东岸北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就飞往成都，急令位于康定、雅江地区的53师李抱冰部进行堵截。为扫清红二、六军团北上障碍，红四方面军即以32军和4军一部经道孚向雅江进攻，先后攻占索俄洛、雅江城、西俄洛、理化，控制了雅江地区，封住了敌李抱冰部西进截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确保了二、六军团北上右翼安全。李抱冰因忌惮红军抄切他与后方薛岳部的联系，遭打击后不敢再轻举妄动。于是，红二、六军团于7月初顺利开抵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四）克服错误路线，与红二方面军携手再度北上，实现会宁胜利大会师。

为团结全党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早在甘孜会师前，党中央就对红四方面军领导提出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在党中央的耐心帮助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下，张国焘终于同意再度北上，并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7月下旬，经党中央批准，西北局正式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由甘孜、炉霍、绥靖等地出发，穿越茫茫草地，经班佑、包座等地北上进入甘肃南部。8月12日，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拟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攻占宁夏，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并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形成西北反蒋抗日新局面。与此同时，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从宁夏同心、豫旺地区出发，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二、四方面军在进抵哈达铺后分路行动。红四方面军发动“岷洮西固战役”，攻占临潭、漳县、渭源、通渭等地，为继续北上扫清道路。红二方面军则向陇南地区进发，发动“成徽两康战役”，进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及陕西略阳、凤县等地，完成牵制、调动天（水）宝（鸡）方向敌胡宗南主力的任务，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至9月中旬，各部红军均已完成作战预期，三大主力会师条件已趋成熟。但在此关键时刻，张国焘再度动摇，他鼓动红四方面军从临夏永靖西渡黄河，欲单独出甘北或西宁等地发展，而不愿与党中央及其他各部红军会师。在党中央及广大指战员斗争、抵制和耐心争取下，9月29日，张国焘终于下令撤销西进命令，同意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从9月30日起，四方面军分作3个纵队北进。红一方面军特别支队于10月2日攻占会宁县城。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4军两个团在政委王宏坤率领下先期抵达会宁县城，揭开了各路红军会师的序幕。10月8日，4军10师又在青江驿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1师会师；10月9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中共中央西北局、红军总司令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4军、31军主力相继到达会宁县城。10月10日黄昏，一、四方面军在会宁西津门（今会师门）内的文庙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宁会师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企图的破产。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9军、30军和原一方面军红5军团西渡黄河，成立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在河西走廊地区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作战失败，两万多指战员近乎全军覆没。红四方面军余部（4军、31军）则统一由彭德怀指挥，参加了萌城、甜水堡、山城堡等战役。国共合作后被编入八路军129师开赴抗日前线。

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是一支党领导的有着光荣传统的英勇善战的红军劲旅。红四方面军在全国红军从南到北战略大转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顺利通过云贵川康地区和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艰难曲折及经验教训

长征时期，各部红军主力在国民党重兵围堵、敌强我弱的严峻斗争形势下，无一例外都遭受了严重战斗损失和艰苦自然环境的考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是几经磨难、曲折多舛。由于张国焘所坚持“南下”错误主张和分裂行为，致使红四方方面长征历时长达一年零七个月，比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时间晚了整整一年。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最长。数度翻越过红桥山、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等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泥泞没膝的500余里茫茫若尔盖草地往来纵穿三次，经受了数倍于其他红军部队所经历的严酷自然环境的磨难和牺牲。红四方面军滞留川康藏区期间，由于严重缺粮，不得不成立专门野菜委员会，组织部队挖野菜充饥，甚至还出现了与藏民争粮抢粮等现象。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在和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一系列战斗中，红军部队消耗巨大，加上大量非战斗减员，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的8万多人迅速减员至4万余人，对党的革命事业和红军武装力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回顾和总结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伟大贡献和曲折历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经验教训：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建设原则和革命取胜的法宝。中共党员和革命军人，服从党中央的最高指示，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铁的组织纪律，是“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必然要求。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第一次在懋功胜利会师，是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服从和贯彻中央指示的结果。张国焘后来挟持中央，分裂红军，是其个人政治野心、领袖欲望、军阀主义恶性膨胀的表现。两军会师后，在得知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后，张国焘倚仗红四方面军人数众多，公然声称“遵义会议决议不合法”，公然否定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反对北上、坚持南下，企图用枪来改造党，并发展到另立“中央”的恶劣地步，这在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和长征遭受重大挫折，是张国焘“以己代党”和人民军队脱离党的直接指挥所致，其危害性是广泛而深刻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最困难阶段，同时也是大浪淘沙式的革命历练和考验。张国焘最终沦为党的叛徒，而红四方面军经历重重磨难和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广大优秀红军指战员，日后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缔造做出了更加光辉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