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打开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1.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经过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断送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的领导和指挥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在翻越梦笔山、长板山和打鼓山等大雪山，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攻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后，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9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党中央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1928年5月相继派唐澍、谢子长、刘志丹、吕佑乾等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在革命转入低潮，反动势力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斗争陷入严重困难时期，陕西党组织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表现了党和人民英勇无畏的气概，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干部，为刘志丹、谢子长以后创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改为陕北游击支队。11月初，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将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1932年12月，陕甘边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按照中央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指示精神，红二团在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下，创建了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933年10月，照金苏区陷落后，刘志丹、王泰吉等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开辟了以甘肃华池县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1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1932年3月，成立了红军延川游击队。到1934年7月，游击队发展很快，并开辟了大片红色区域。1934年7月8日，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将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开辟了10多个县的苏维埃区域。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周家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谢子长牺牲后，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数万军队的“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县）六座县城，使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陕甘根据地。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先期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在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于9月17日在延川永坪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3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红十五军团建立后，立即投入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胜利。此时，陕甘苏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参与创建陕甘苏区的领导干部被关押，200多人被错杀。这是贯彻王明“左”倾错误的恶果。党内开展的错误肃反斗争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使陕甘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了解到并及时纠正了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11月初，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在甘泉县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20日至24日，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又一个团。这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了数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一年之后，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完成了长征。毛泽东曾豪迈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江泽民指出：“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2.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中国正处于政治大变动的前夜。一方面，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制造华北事变，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其情景在当时被有人描述为：“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显示出“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都不能不回答“怎么办”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发表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报》上，传到国内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今子长县城），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几天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从苏联回国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了汇集中华民族的各种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等问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特别是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深刻地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买办营垒中的亲英美派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召开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在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有系统地解决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这次会议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不失时机地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使党牢牢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3.推动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实现

        瓦窑堡会议后，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行东征。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下，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20日突破阎锡山部队的黄河防线，在75天连续作战中，转战30多个县，歼敌1.3万多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阻拦下，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党中央于5月初决定红军撤回陕北，结束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党中央又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西征。1936年6月底，党中央机关从瓦窑堡移驻保安县。红军西征军从5月下旬至7月底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向西发展，迎接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大会师，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在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同时，党中央大力开展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剿”红军。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有着打回东北老家的强烈抗日愿望。为了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赴洛川同张学良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了会谈。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这次重要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向东北军派驻代表，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 

       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基本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并且有着强烈的抗日热情。为了尽快争取与杨虎城合作抗日，党在争取与张学良联合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工作。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代表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与杨虎城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红军代表驻西安开展工作、联合抗日等协议。从此，中国共产党同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做了促进张学良、杨虎城团结合作的工作，派代表同新疆督办盛世才沟通联系，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高桂滋和哥老会的工作，并同回族人民建立了联系。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形成了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这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凌晨，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部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与此同时，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本来，中国共产党顺应抗日救国的历史要求，在1936年5月5日发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后，实际上已开始实行逼蒋抗日的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2月1日，毛泽东与红军19位高级将领致书蒋介石，希望他“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形成了“西北抗日大联合”。但是，直到1936年12月，蒋介石还是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胁迫张、杨进攻红军，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西安事变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3日，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爱国领袖等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讨伐”张杨之名而发动大规模内战；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鲜血，中国共产党要求将他“交付国人裁判”实属情理之中。但中共中央经过对国内外局势的深入分析后认为，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形成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因而，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郑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换来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项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5.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西安事变发生几天后，驻延安的东北军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灯塔。 

早在1935年冬和1936年春，国共两党就通过若干渠道进行了接触和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正式开始。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毛泽东、张闻天等研究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等四项保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最大诚意和决心。从1937年2月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秦邦宪）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绝对领导、保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向国民党做出了所能作出的让步，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使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代表就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进行谈判，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直到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也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还企图通过红军改编逼毛泽东和朱德“出洋”，致使这次谈判仍未获得结果。 

       平津沦陷后，上海形势紧张。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国民党邀请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终于达成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朱德任书记的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和大力推动的结果，它使抗日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族革命战争，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而斗争的同时，中共中央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1937年5月至6月，党在延安先后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在深刻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在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从“干部决定一切”的认识高度，提出了要自觉造就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的任务。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惨痛教训，确定了新形势下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必须进行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党中央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办了培养党的高中级军事干部的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军事上的经验教训，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实践论》和《矛盾论》，则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甘泉县象鼻子湾对随行的部队发表讲话时坚定地说：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党中央到达陕北还不到两年时间，在这块革命的“落脚点”上，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打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