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召开洛川会议和实行全面抗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向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守军进攻，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刻作出判断并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这个基本政治口号，不仅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而且鲜明地指出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从而紧紧抓住了中国抗战政治领导的旗帜。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对此，毛泽东很快表示欢迎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内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强调只有实行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改革政府机构、争取广泛外援等八项办法，才能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就把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向全国提了出来。 

      中共中央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也加紧进行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为了讨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制定党领导抗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提议：“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体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订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夺取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8月下旬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前线，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党中央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精心部署八路军在战略统一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指导其实现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这是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党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对正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红军的五项基本任务，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讨论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尽管会议最后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但由于时间紧迫，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问题，未能充分讨论。参加这次会议的肖劲光回忆道：“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泽东担心：如果这样，“红军势必同阎锡山相似，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境遇中”。9月中下旬，毛泽东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前方将领要以最大的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以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前方将领加深了对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局由此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他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各师按照党中央的精心部署，首先在山西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角实施战略展开，1938年4月以后又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以皖南为依托，向苏南、皖中、豫东发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转用于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稳定全国战局，使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2.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5月徐州失守，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10个月。这场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民族战争究竟将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重大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人给予系统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有相当大的市场。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就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这种悲观情绪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寄希望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和依赖外力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则是蒋介石集团中“速胜论”观点的集中体现，而《大公报》甚至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看成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市场的，但一些人过于看重国民党200万正规军的力量，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精神准备。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后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作持久战，包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事业。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全国抗战爆发后，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在1937年8月11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就这些看法进行了阐述和说明。在抗战进行了十个月后，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经验作一个总结性阐释，特别是应着重地研究持久战问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①这是全部问题的根据。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战是持久的；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从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必将 

       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战争转变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调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论持久战》中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判断，回答了人们最为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心。1939年8月4日，周恩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转述了一位外国记者对《论持久战》的评论：“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怎样的看法，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一篇文章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3.决定中国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

       《论持久战》发表4个月后，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曾在七大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如此高度的评价，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中国抗战需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给予中国革命深刻的影响并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党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洛川会议结束后，1937年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关系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和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于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了很大震动。 

       然而，半个月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波折。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新政策”。王明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十二月会议”）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抹煞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反对提出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否认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受骗，以为自己错了，作了自我批评。有些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总结检查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张闻天、刘少奇等则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刘少奇先后3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指出：“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而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去进行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的抗战。”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11日、12日的两次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对王明的一些错误批评，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的独立自主。他还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对这个发言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这次会议没有展开对分歧意见的讨论，也未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由于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而遭到抵制。由于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虽然有着王明的干扰，中共中央长江局总的说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仍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和地方党的工作，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注意发展华中武装力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总结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理论概括，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些工作使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并较快地得以纠正。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为代表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支援。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报告，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较多的了解，表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党中央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毛泽东于12日至14日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许多同志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报告或发言。会议的最后两天，毛泽东作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团结与进步，这是15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 

       全会重申了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再一次从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并针对王明在发言中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人占领的城市的怀疑，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全会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个问题。 

       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全会对王明本人，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予以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4.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是共产党的大事”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地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瓦窑堡会议把“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确定为党的一项任务，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认为培养干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延安十三年，在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由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创办的各类干部学校30余所。其中，有比较正规的高等学校，也有战时短训班；有党校、军政学校，也有工青妇的干部学校；有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也有医药卫生、农业纺织学校。真可谓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生机勃勃。从1937年初到1938年底，各地青年蜂拥而至，是延安干部学校大发展的阶段。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恢复了中央党校。1936年6月，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20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始接收各地来的青年学生。1937年9月1日，成立了陕北公学。10月，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创建于泾阳县斗口镇，后迁至云阳镇，1938年1月，又迁至安吴堡，因而又称安吴青年训练班。1938年4月10日，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5月5日，创立了马列学院。1939年，创建了3所学校，有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和工人运动学校。这些学校大多属于短训性质，学习时间少则三月，多则半年出头。青年们一批批进来，学员们一批批出去；开学典礼不断，毕业歌声不绝。延安干部学校的迅速发展，要求党进一步加强领导。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制定中央直属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适当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和课程，计划招收新生工作，总结各学校和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并负责在职干部的学习问题。由于延安人口急剧膨胀，到1938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吃饭问题；也由于国民党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来延安的爱国青年人数骤然减少，于是，党中央对延安学校采取了分流向外发展的政策。1938年7月，在陕西旬邑创办了陕公分校，1939年1月，总校也迁往该地。抗大第一、二分校在延安组建，于1939年1月开往华北抗日根据地办学。同年7月，总校也迁往晋察冀根据地，另组第三分校继续在延安办学。1939年7月，以陕北公学和安吴青训班一部另组华北联合大学，前往华北抗日根据地办学。1941年，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组建延安大学；1943年和1944年，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先后并入延安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正规综合性大学。 

      办好这些学校，“是共产党的大事”。党中央选调了一批经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学校工作。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刘伯承、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何长工、徐向前、彭绍辉等先后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在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副校长、党组书记。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陕北公学任教。毛泽东多次强调搞好教育工作的意义，要同志们安心当好“母鸡”，因为“母鸡”是教育干部的干部。 

      毛泽东为抗大制订了教育方针和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陕公的必读教材。中央领导在这些学校任教，担任兼职教师。如在抗大第二期，毛泽东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讲2次，每次4个小时，从1937年5月开始，历时3个月，授课110多小时。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在陕北公学，周恩来作过关于大后方抗战形势的报告，董必武作过关于中国法制问题的报告，陈云、李富春作过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则被日本人看成是中共“思想游击战”的重要武器。 

      每当这些学校举行开学、毕业典礼，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们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无字之书”的社会学习。毛泽东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 

      延安青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迅速成长为合格的抗日干部，多数人从抗日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抗大第二期609名外来青年中有427人入党，约占70%。第四期开学时4655名知识青年中有530名党员，毕业时增加到3304人，占71%。陕北公学从创建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6000多名学员中发展新党员3000多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毛泽东高兴地对抗大学员说：现在各处都要我们讲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统一战线，甚至只要到过延安一次的人都拉去。他们相信清凉山、嘉岭山的人有法——辩证法和战法。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的中级干部中，有85%是知识分子。华北地区的大多数干部是在1938年前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开展了工作，而且搞得很好。在抗大深入华北办学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1977年，邓小平对这项工作的深远影响有过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延安是出理论、出路线、出政策的革命圣地，也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出人才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