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贡献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主席关于红军长征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领袖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引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毛主席多次在危机关头，指点迷津，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伟大贡献。

一、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和红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意见，一味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以碉堡对碉堡，以集中对集中，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中央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黎川、广昌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并造成中央红军大量伤亡，内线作战十分困难。面对危局，毛主席虽然一再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排挤、打击，但却完全不顾个人荣辱、得失，忍辱负重为红军的前途、命运呕心沥血，一次又一次地为红军脱离险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最困难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到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调研，深入实际，分析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和作战原则。“善于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 ‘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1]“把主力抽调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的原因。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仍要配合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赤卫队，并取得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2]由于南线红22师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意见，并作出具体布置，有计划更坚决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使南线敌人只得龟缩在筠门岭，不敢轻举妄动，在此期间敌人始终没有能占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会昌，出现了南线新局面，为红军后来成功突围、顺利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9月，中央苏区东线、北线被敌人突破，西线、南线形势更加危机，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战略转移成为红军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得到同意。毛主席深入“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的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变化”。[3]“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厂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4]毛主席在于都还“接见于都县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5]经过毛主席的精心安排，于都军民将山上的毛竹编成竹排拖到渡口，有关部门集中调剂各路船只和老表家的门板、床板，在于都河上架起了8座浮桥，使中央红军得以顺利从于都出发走上两万五千里的征程。

1934年11月的湘江之战因指挥错误，中央红军队伍拉得过长，大搬家式的行军，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在湘江沿岸遭遇优势敌军的拦击，部分部队被敌军截断，损失惨重，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过了湘江后，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以来的巨大损失，毛主席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在湖南通道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毛主席从敌军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布下一个口袋阵，以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前往湘西，无异于自投罗网，只能招致全军覆灭这一严峻情况出发，提出改变中央红军原定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为中央红军设下的口袋阵，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中央多数人的赞同，就这样中央红军西进占领黎平。毛主席在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排斥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拒不接受毛主席提出的正确主张，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也导致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军事顾问李德发生激烈争论。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和五次反“围剿”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完全是因为排斥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却贯彻执行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主席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军事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这表明党中央扭转错误军事路线的条件成熟了。

1935年1月7日，红军袭占遵义，获得了短暂的休整的机会。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失败；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6]毛主席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主席的发言内容作出了调整党和军队领导的几项重要决定：“（1）毛主席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査后，发到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7]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由“左”倾机会主义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以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军事领导权交接问题。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党走向成熟党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充分、集中地显示了毛主席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胆略。正如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8]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遵义会议在敌人40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态势下结束了，开启了红军新的征程。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大胆穿插，机动作战”，[9]“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事走小路，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10]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四渡赤水出奇兵，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

再占遵义巧设战场歼灭吴奇伟纵队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打得蒋介石心惊胆颤，疲于应付，调虎离山取得先机巧渡金沙江，中央红军终于跳出敌人的重围。

接着中央红军按照毛主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11]的指示精神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要把中央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狂妄计划，一举突破敌军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占领天全，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利令智昏，拥兵自重，个人野心膨胀，毛主席在团结张国焘北上的同时，对其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避免了红军的分裂。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都有的‘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12]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造成《松潘战役计划》无法执行，红一、四方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改经草地北上，遂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13]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但张国焘自持兵多将广，竟然“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14]鉴于此紧急情况，毛主席“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立即北上。”[15]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从而避免了严重事件的发生。9月17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吴起镇击溃尾追的国民党骑兵2000余人，并会见先期到达前来联系的红15军团的同志。11月21日毛主席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

四、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新的局面就开始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全部沦陷，几千万同胞沦亡于日寇铁蹄之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东北军张学良在直罗镇战役的失败，使其认识到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毛主席利用东北军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内在矛盾，对东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张学良站在抗日救亡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同红军暗中停战。

为“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同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的新的‘围剿’。”[16]“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17]1936年2月20日晚，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强渡黄河，一举粉碎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所向皆捷，全国响应”。[18]经75天战斗，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红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取得了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晋绥军的4个旅全部由陕西撤回山西，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为扩大与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连接外蒙与苏联，5月18日毛主席发布了西征战役的命令，组成西方野战兵团，分左、右两路向发起进攻，“左路军在曲子、阜城战斗，缴获马鸿宾师步枪一千二百余支，迫击炮数门，俘敌旅长一，官兵千六百余人，占领洪德城、环县、曲子、阜城、三岔纵横约三百余里广大地区；右路军占领了宁条梁，打击三边、盐池一带地主武装，争取长城内外教民、蒙民数万拥护红军，恢复并扩大了三边苏区版图。”[19]

毛主席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后，多次致电张国焘等，希望他们能够率领部队取消南下计划，迅速北上。但是，张国焘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取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的中共中央委员资格和党籍。在此情况下，毛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坚信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随同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与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的徐向前等一起，对四方面军中受欺骗和蒙蔽的指战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同时重新南下后重大伤亡的严酷现实也深刻地教育了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和同中央红军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保证了红军的集中统一，至此红军长征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

随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的爆发，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形成，抗日战争开始了。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艰苦和卓越谱写的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和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的乐章，是人类战争发展史上的伟大杰作，是在中国革命征程上矗立的不朽丰碑。80年来，毛主席对于长征胜利所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早已彪炳史册，历久弥新，充分展现了毛主席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和卓越军事才能，展现了毛主席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军事战略斗争艺术，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斗争学说和实践。